深入腐败,国何以戡 文 / 迪心
腐败,腐败是什么?腐烂败坏变质得意思。腐败,原本就是事物发展变化走向衰落或灭亡的一种必然过程之一。与腐败相反的含义是廉正。廉正,廉洁正直,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走向兴盛和繁荣的一种必然现象。
廉正与腐败,同为事物的两个方面。而选择却在于事物本身,其外部环境只是促成事物发展方向的必要条件。廉正是一种必然,腐败也是一种必然。
当今世界纷繁芜杂的各种事物或现象,纷纷杂沓而至,同时也在逼迫人们作出必然性的选择,要么廉正,要么腐败,或者犹豫寡断,迷失本心和人性。其之于人,决定一个人的最终归宿;其之于国,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
一、重演历史
西元1889年,日本在华乐善堂间谍“荒尾精”向日本帝国军部参谋本部递交《复命书》,书中写道:大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此后进一步的报告揭示:大清国发生的腐败是全民腐败,而不只是官场腐败。
正 是这样的一系列报告,日本帝国军部制定出了“先发制人占领和改造中国,利用中国之人力物力对抗西方,从而称霸世界”的军事战略计划。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也 就成为必然。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向日本军部提交《中国大势之倾向》报告:大清国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定额以 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大清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故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以逞其私欲。而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为日本人进一步全 面侵华奠定了信心和幻想。
大清雍正帝时,设立“养廉银”制度,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这种“高薪养廉”的思想与现代2000后的中国何其 相似!然而,滔滔之势,区区人政法制所能禁遏乎?及至清末,官吏舞弊之势已经深入骨髓,扩散至民众百姓。纵然有李鸿章和曾国藩这样一些清末精英,不过是破 屋的裱糊匠而已。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进一步对中国的这种腐败做了深入研究,我想这是中国人值得深思的地方,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深入研究过 自己。宗方小太郎的报告分析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原有的孔孟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变成了科举的 材料,成了升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 私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
这点我们要憎恨这位日本间谍的同时,也要感谢他,是他使得中国人开始思考自己。
中 国腐败的基因源自于明末时期,那时候宦官当权,皇帝昏庸无能,官吏已经腐化堕落到极点,整个国家政治权力机构处于一种阉人变态执政的状态。社会民众忍辱柔 和到极点,这才爆发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大战乱造成的灾难使得中原腹地和川陕一带,赤地千里无人烟。李自成和张献忠起义原本是成功了的,可是由于 腐败的思想同样腐蚀了这些可怜的百姓的心。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腐败成为败亡的必然根源。而吴三桂隐忍偷生,原本也是处于私心,看见李自成军队的腐化和发现 北京城里正在发生的瘟疫,以为凭借自己的军力,联合清军消灭了李自成,让清军进城感染瘟疫,那样自己也可以把清兵围困在北京,从而消灭清军。李自成军队腐 化后,由于战乱腐尸遍地,引发瘟疫大流行,1644年5月27日,吴三桂引清军进关,李自成军队因瘟疫丧失战力,一站即溃,6月4日,李自成被迫撤出北 京。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清军入关,并未进入北京,而是屯兵北京郊区,直到9月20日,气温降低,瘟疫已过,大清顺治帝这才迁都北京。这也就使得吴三桂的计 划落空,反而成为清军掠夺中原的先锋。清军入关后的大屠杀,汉民族已经被杀的麻木,一声令下,汉民众齐齐跪下,自愿引颈就戮。这是国破家亡后的绝望和麻木 所致。
大清通过杀戮彻底摧毁了汉民族的文化和思想。然后大清确立的文化思想依旧是汉文化思想,所不同的是,汉文化的思想被用作“升官发财”晋升之道。这和宋、明时期的文化信仰完全不同
。
宋 辽时期和宋金时期,社会文化思想对于孔孟的信仰,那是至高无上的。在经历了大元帝国的摧残后,大明帝国再一次将孔孟之道发展,形成心学和理学两大儒学学 派,可谓影响深远。然而,儒学到这里已经发展到极其抽象和空洞,趋于虚无缥缈的境界,反而使得儒学迅速溃败和变得虚假和伪善起来。这就成为大明帝国内耗和 腐败的根源。
大清帝国利用了这样的儒学思想,使之成为“以汉治汉”的一种政治手段,这样的手段,最后也将大清一起给腐化或同化了。
李鸿章和曾国藩这样的政治精英人物都未能改变溃灭的命运,后来的梁启超和康有为等学清流者式的变法思想,也注定要失败。
日本人最后认定: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中国“普天之下莫非贪官”,其国元气即将丧失消亡,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宗方小太郎预言: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而就在宗方小太郎写完这篇文章后十六年,武昌起义爆发,引起连锁反应,瞬间将大清帝国摧毁。这是日本人始料未及的,但这也促使日本人加快了入侵中国的战略准备。
大清帝国的腐败,是全面性和深入性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形而上之学”不断,“形而下之事”无穷,这和当代中国时局莫不相似。
二、现实中国
民国的建立,实际却还是地方军阀割据。蒋介石发动中原大战,最终形成了表面上的统一。而民国政府的腐败,却从建国就开始了的。这种腐败,无非是大清腐败的延伸或继续而已。民国军政腐败,加速了民国的败亡,而日本也乘机发动了侵华战争。
日本人最大失误是极其狭隘的民族思想促使其极其狂傲自负,迅速占领朝鲜和东北后,以为天下无敌,错误的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和开辟了东南亚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相反,如果当年日本人不急于发动全面战争,而是着手刻意经营东北亚,我想现在的我们,不会再说汉语了。
日 本人差点灭了中国,而实际是中国人自己灭了自己。匈-奴民族,被大汉帝国所灭,融入中原或进入西亚与欧洲;突-厥民族,被大唐帝国所灭,融入中原或进入西 亚与欧洲;蒙古帝国,最终灭了大宋,一度称霸世界,入主中原,终因腐败而被大明所灭。大明帝国建立,却最终没有乘胜追击,未能一统蒙古高原,反而重修长 城,抵挡蒙古人入侵,这和当年大秦帝国一样,修建长城抵御匈-奴人入侵,可最终还是被东北亚兴起的满人给占领了中原。大清帝国一统漠北和东北亚,入住中原 后,重于内政而忽视外交,以为蛮夷之邦,不足为患。未想到满人原本也是蛮夷之邦,如今蛮夷之邦日本、沙俄却总是侵凌不断,最终沦为割地赔款,达于丧权辱国 的地步。大清并未被蛮夷灭亡,却被自己给灭了。至今满人已经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之中。而民国最终败亡台湾,而大陆建立了中华政权,如此局势,同样面临腐败问 题。民国败亡,源自于军政腐败同样到了极点。
如今大陆中华政权,腐败又怎样呢?
三、深入腐败
2010年5月,北京天价“御香山别墅”曝光,“军、政、官、商”相互勾结,贱卖国有土地,从中牟取数十亿巨额利润。这不是个别现象,这是腐败深化的必然结果。
从 解放战争时期,官员和军队腐败就有发生。那时期的干部和军官大多来自农村,农民意识较强,狭隘的阶级立场和报复心理,促使很多干部、军官纷纷捞取好处,以 胜利者自居,养成盛气凌人、动辄训人等恶劣作风,要求住好房子、坐好汽车,骄横蜕化、铺张浪费等不良现象十分普遍。
到了解放以后,直到解放军首次授勋时期,这种思想依然十分盛行,有很多高级将官为了这军衔而意见甚多,居功自傲,不可一世。1951年,刘青山、张子善因 贪腐而被判处死刑,成为建国第一腐败大案。刘青山、张子善皆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功之臣,先后担任天津市地委书记。然而这种杀一儆百的做法,根本未能起到警 醒世人的作用,相反成为权力和运动斗争的扩大化。
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直到西元1978年,各类运动层出无穷,仅仅28年期间,居然发生了多达70余种政治运动。而这些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这也并非谁是谁非得问题那么简单。
那 个时期的腐化堕落渐渐被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所取代,权力才是最根本的问题。无数的知识青年被下放到边远的农村,根本没有自由可言。如果没有权力或关系,这 些知识青年的命运,有的连生存的活路都没有。有很多知识青年到死都没能回到城里。而一些女知识青年,却不得不陪那些有权力的官员干部睡觉。
相反,农村的农民,对于这些闹哄哄的政治运动,有几人能够看的懂,有几人能看的明白?即便是我们现在,又有几人搞得明白那是为了什么?
理 想、信仰和历史、现实似乎永远无法直面。不堪回首的文革和政治运动,数万知识青年偷渡到了香港。当时有一种民间刊物叫《黄河》,就是那些可怜的偷渡者的心 路历程。而对于中国那段不堪回首的运动历史,大陆人已经将它泯灭或是掩埋在记忆深处,反倒是海外有很多研究成果。对于曾经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来说,那是一 场噩梦。而对于现实无知的人来说,似乎那是一场美妙的政治乐章。
“造反派”最终夺取了政权,腐败已经被政治风云淹没。而这些“造反派”,至今仍旧在中国某些权力部门任职,这些人就是那些腐败的老鼠屎,将新中华政权搞得乱七八糟的。钱权交易、权色交易和钱色交易,是普遍的现象。大清如是,民国如是,过去如是,现在也如是。
我来自最底层的农村,我至今没有弄明白为何要送礼:读书上好学校要送礼;工作升官发财要送礼;为子女读书要送礼。
我 读书没钱送礼,我靠自己念了大学;工作没有送礼,离开了公职,成为自由职业者;然而为了孩子在城里的好一点的学校念书,我终于还是送了礼。这才发现,我为 了自己可以不送礼,可是我并不完全属于自己,我的为了我的家人或是朋友而不得不送礼。记得那时期的那些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从来就是一副骄横专政的样 子,到了百姓家里,陪吃陪喝那是理所当然,如果看上了某家的媳妇或是女儿,那就顺其自然吧,否则就是家庭的悲剧开始。专政的权力在这些人手里,百姓们如何 有反抗的余地。地方基层是如此,到了县级、市级和省部级,所谓上行下素,中国从来都是如此的。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那段历史下了结论:“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然而,有谁去深入研究过这段痛苦的历史呢?有谁又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呢?
历史不是偶然的。岂能只是一个领导错误的问题那么简单?深层的问题,还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思想的问题。民族内骨子早就被杀戮和奴役惯了,使得我们无法正确面对自己和直面自己的历史。
我们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在进行“行贿教育”,那么“受贿”是其必然的结果。
难道不是这样么?
如 今的中华,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昔日按下未能解决的问题仍旧困扰着人们的内心。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物质文明建设固然重要,然而所忽视的精神文明建设却或将引发 新的灾难或不幸。当年刘少奇主持国政,强调经济建设,出现了明显的腐败现象,而“三反五反”这样的反腐运动,演变成政治运动,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 发。对于“文革”的正面意见和反面意见,均有不同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的那批“造反派”精英,后来成为了中国政界、文化界的领袖。
面 对目前官员腐败和全民腐化的思想,我们的改革依旧停留在“体制改革”的层面上,而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本身是不敢触及的。也就是说,我们只是“酒瓶子新包 装”而已。即便是这样的“新包装”,我们也举步维艰。“请客送礼”、“升官发财”、“一朝权在手,便把利来谋”,这几乎是所有人的思想。所以现在有很多人 开始呼唤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这是值得关注和深入思考的问题。
这已经不是政-党或政府的问题,而是民族思想文化的问题。而政府或政-党仍然执迷于所谓的“体制”这样的包装问题而“形而上学之”,对于现实矛盾问题仍就是“形而下事之”,敷衍或是忽悠了事。
如 果说“文革”那段历史是一段糊涂而混乱的悲剧历史,那么现在的历史则将是一段执迷而麻木的迷茫史。我们不要为眼前的物质文明而迷惑了双眼,蒙蔽了慧根。看 看美国吧,想想日本和韩国吧,为何我们总是被这些人愚弄或欺辱,反而被牵着鼻子,忙于应付,疲于奔命??我们需要大国思想,我们需要长远的政治思想和文化 思想。
党国并非不想改变,而是党国缺少具有雄才大略和具备哲学思想的领导者和研究者或学者。这是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误。这种情况不改变,未来的中华民族必然再次沦丧为最可悲哀的民族。
如今的现实生活中,“官暴”引发“民暴”的现象时有发生,“盛世”的假象后面,隐藏着怎样的可怕社会不稳定隐患?
“天下未乱蜀先乱”,这是中国历代政治“箴言”。
2004 年10月18日,重庆万州一房地局水果市场管理员胡某自称房地局局长的夫人曾庆容,与棒棒(挑夫)余继奎发生冲突,余继奎被连续殴打,引发数万人包围区府 大楼,政府出动了数千防爆警察平息事态。这种事件能视为一般民事纠纷吗?这官民冲突的背后隐藏着什么?这是百姓对于中国“官僚政治”的一种不满或仇恨!
2004 年10月底,,四川汉源发生了因政府修建电站,淹没农田,而克扣赔款,补偿不公所引发的十几万人的大规模骚乱。此后的群体事件数量越来越多,全国各地越来 越乱,势头也越来越猛。而这些群体事件,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 出。
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十年间,群体****件的数量增加了6倍多,达数万起之多。
2009年,重庆率先发动大规模的“打黑除恶、反腐倡廉”斗争,将盘根错节、根深蒂固重庆市原公安局长文强一伙端掉。涉案人员达数千人之多,可谓触目惊心。
这 难道只是个案?重庆也是属于蜀,政府意识到了必须先从这个最容易出乱子的地方开始着手治理社会问题,这是值得支持和称道的。依据本人所了解和接触,重庆地 区涉黑势力早就与官商合流,形成完整的黑社会体系。重庆黑社会是一下子被干掉了,但还有很多小的团伙依旧逍遥法外,而全国各地的情形也大多类似,政府为避 免出现政治动荡,重庆的打黑风暴成为一个亮点,而全国其他地区则象征性地进行扫黄打非,端了一些影响较大或较坏的一些娱乐场所。这些治标不治本的行动,只 是缓解社会矛盾罢了。
现在中国各地城镇化进程被盲目扩大或加快,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城镇居民,绝大多数人成为自由职业者或无业游民。没有 知识和技能的下层百姓,只能靠做小生意或摆地摊,而且必须按政府要求纳税,不能在公共场所岁月摆摊设点。我见到很多失去土地的老太太和老爷子们,很早就担 着一挑并不太多的蔬菜或是水果徒步十几公里来到城里,由于没有点位和摊位,他们只能担着在开放的小区或人流往来较多的角落叫卖。而当遇见城管时,要么被没 收,要么被摔倒打烂。也有个别好心的城管,见了这些可怜的老人,叫他们到开放的小区去卖,别到公共场所,影响市容。
我曾听这些老人们说,他的邻居两位老人,由于年迈不能劳动,而政府的低保被基层克扣,根本连饭都吃不起,只有天天吃咸菜和稀饭,实在没法,两老一起上吊自杀了。
中 国的一些官僚只为自己的官位和财富,极尽所能地贪污和腐败,而百姓人家却在艰难中苟延残喘。温家宝在2010年提出各个城市要实行市长负责制,严抓菜“篮 子工程”,然而,实际又有几个官员去做?我们的温总理一个人代表着正义和责任在上面疾呼和呐喊,而下面又有几个人在乎?可怜的温总理!
2010年10月16日,成都、西安等地爆发数万人大规模涉日和平示威游行,再一次爆发出中华民族年轻的爱国热情和赤子之心。
现政腐败,并非史无前例,古已有之。大明帝国因之而亡;大清帝国因之而亡;民国政府因之而败。
如此,当各种社会矛盾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一些小小的事件,足可以点燃民意汹汹之烈火。天心民意已经在川陕闪现,是治是乱,不取决于民,而取决与现政的导向。
那么,我们的腐败已经深入到了何种境地?
谁也说不清楚或是不敢去说。但从本人耳闻目睹的现实来看,本人接触过基层官员,也见识过市长领导,似乎还没遇见过不腐败的。“形而上学之”和“形而下事之”的党政作风实在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昔年蒋介石曾痛恨:“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
如今的现政,难道不正是这样么?
腐败已经出现如下特点:集团化、公司化、部门化、市场化、规模化、全面化、社会化、黑帮化和深度化等。最为值得担心的是,腐败全面化、社会化和深度化。一旦这样的趋势无法控制,那么必然引发社会动荡或灾难的发生。
前 文提到军队腐败的问题,这也并非个案。这源自于90年代开始的“军队工程”进入经济建设领域,因而成为军队腐败的开始。直到2000年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 的严重性,到了2004年,胡锦涛开始进行空前的部队整肃运动:一名上将被判刑,3名中将解除军职,23名少将被革职送交军事法庭,120名校官被查处。 北京“御香山别墅”事件,只是个案而已。然而这样的相当于一个军团建制的军官被查处,足见问题的严重性。2008年后,军队整肃运动进一步得到加强,从而 使得这个国家机器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然而,如不能从思想文化上根除腐败的思想根源,一切都将是惘然!
201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军 委发布《中国共产党军队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这说明腐败已经严重深入到了军队的各个层面。而党内也发布了《全面落实“五个基本”要求大力推进基层组 织建设的工作方案》,这在组织上和形式上进一步整肃党组织基层问题。这出发点和导向无疑是很好的。然而根据本人的调查和了解,这些文件下发到基层后,开个 会,形而上学之,然后形而下事之,同时还能争取一些建设款项和争取一些政治资本,实际却是很难落实下去。
不能落实的原因就是官场已经腐 败,导致上下隔阂,信息难通,中央党政即使要施行仁政,或有好的政策,却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上意不能贯彻至民间”。从这几年的建设和应对各种 灾害的情况来说,地方政府几乎是无为或被动的,总要中央或是温总理或是胡忠书记躬亲才行。
四、根除腐败
形势如此维艰,当政者理应“重文化、抓教育、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务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从而打造崭新的和谐社会。
首 先应正确认识腐败的本源问题。反腐不只是一句口号,一边喊反腐,一边却在继续腐败。这个腐败的根源在于思想文化对于人性的定义和解读,在于人们对于思想道 德的认同和宣扬。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宣扬的内容过于空洞而脱离人性。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必须解读“食色性”的问题,从而在思想文化上形成崭新的 文化信仰,否则一切都是空了吹。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也就是人性的问题。这是关乎整个民族乃至于整个人类未来的问题,这需要全世界的哲学精英和思想文化精英 们共同的研究和探索。
其次站在全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角度去思靠这个腐败的问题。多年来的反腐案件说明,我们只是在抓个案,而缺乏对这个腐 败本身做深入的研究。之所以这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是我们缺乏长远的战略远见的原因,这才治标不治本。我们的文化可以持续数千年而继续传承至今,未来还 能如此吗?尽管世界人类发展最终将融合为一体,但谁将最终融和了谁呢?我们的信仰被空洞的理论摧毁,我们的思想被现实所迷惑,我们的心灵被****所蒙 蔽。这样的民族,会有未来吗?
第三,制度建设停留在体制问题上,纠缠于体制问题,而忽略了事物本身的问题。比如教育本身就存在很严重的问 题,而我们呢却热衷于对教育的体制方面进行不断的折腾;再如经济改革方面,我们也是重于体制表象而轻视经济结构本身,这在城市建设布局中尤为突出,致使城 市建设发展重于“住房建设”,而忽视了其他领域的综合配套建设。人类需要解决吃、穿、住、行这样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有教育、学习、娱乐、交际、运动、休闲 和玩耍等的需要。考察中国各地城市建设,住房建设比重占了90 %以上,而商业、商务建筑不到5 %,另外的工厂、企业占3 %,剩下的2 %多为教育、 行政、权力等政府部门。如此比重,能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么?相反,住房价格依旧被银行、政府和开发商为牟取暴利而虚抬,造成百姓人家住房依旧困难。
第 四,缺少对腐败的深入研究和总结。从建国以来,一直反复倡廉,但始终在“打击不断、滋生不止”的怪圈中循环,反而形成了某种形式上的政治作秀。体制改革都 未能进一步深入,谈及改革事物的本身更是艰难。比如在建设工程领域的招投标改革,仅仅依据一些被肢解了的招投标范本或文件来进行,根本无法杜绝围标、串 标、陪标或贪污腐败的现象,而一些地方政府,明显地把它视为形式问题,而实际所有问题都是内部议定好了的。
第五,行政司法和纪检监察仍旧从属于地方政府,受到地方行政干扰或指挥的现象十分明显,独立司法和纪检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司法部门和纪检部门的腐败也是司空见惯的。这样的情形,在重庆文强案件中表现十分突出。这就使得反腐成为虚设或是形式,或是作秀。
第 六,防患于未然,反腐不是重点,重点在于防止腐败,杜绝腐败之源。腐败的思想和动机没能根除,再怎么反腐都是白费力气。打击或惩罚腐败,只是杀鸡儆猴,治 标不治本。腐败的源头,在于思想。而对于社会上所谓的滋生腐败的土壤和环境,那都是欲盖弥彰的托辞。同样的外部环境下,同一片森林里,也会有腐木,同一棵 树上,也会出现枯枝,这不是环境的原因,而是事物自身的原因。女人穿的漂亮性-感,难道就是男人犯罪的理由?
第七,建立社会公众监督机 制,杜绝政协代表与人大代表互相兼任的现象,真正实现政协的监督功能和议政功能。对于人大代表的公众监督应通过立法体现出来。而政协代表的大众化应该扩 大,德高望重的前辈们都应吸纳在这里面。党员,实际就应该是人大代表,否则这个党员就不称职。而人大代表的选举,在基层,依旧是一种形式或作秀。这是值得 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八,运用科学技术和方法实现预防腐败的目的。即在资金、物流流动或流通方面进行严格的“把关”。这需要科技技术人员的深入研究相关程序和流程。电子把关也同样容易出问题,怎样实现人性化和电子化的“财务把关”,的确需要大力投入和研究。
第 九,为了彻底根除腐败,腐败就是谋财害命,因此对于众大的腐败案件涉案人员,理应处以极刑。如果免除死刑,那么腐败的成本就太小了。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国 情,如果腐败免死刑,那么即便是无期,那么通过“相互改造”,可以变为有期,有期再通过“进一步改造”就可以获得“假释”,最终成为自由公民。而腐败的结 果和影响,可以追回么?那些腐败的金钱可以完全追回么?而那些资金是可以被合法转移的。
五、路在何方
如今全国各地的“反腐倡廉”行动或现象,我不知道中央如何做想?比如安徽合肥市100多位科级党员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 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洁奉公、防腐拒变”;再如江苏扬州市在寸土黄金的市中心重金建造“廉政广场”;又如湖南长沙在市开展“廉政歌曲进歌厅”活 动,发放“廉政歌曲”光碟,向全市一些歌厅、舞厅、KTV等演艺场所免费赠送,让全市大树荣辱观;再如重庆市大唱红歌,高唱正气歌;一些地区甚至免费发放 “廉政台历”、“反腐扑克”等等。这些难道不是在作秀?
政治思想工作和学习中,毛泽东思想不谈了,说的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不提了,讲的的是三个代表,三个代表不提了,倡导的是科学发展观。如此形而上学的思想,真不知道如何了了。
中 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根本危机是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这并非是没有信仰和道德,而是表现为信仰与道德的迷失和颓废。严刑峻法无力改变现实,为了生活或生存, 贪官、假货、假文凭、假发票、假商标等遍布每一个角落。在经济建设的背后,无不隐藏着巨大的道德沦丧和失落,赤字和坏账触目惊心。在民主和法制面前,道德 和自由苍白无力。在信仰和思想面前,我们无从选择我们的人生。
试问,我们还有道德底线么?我们还在信仰些什么?在金钱、权力和美-色-欲-望面前,我们可曾还认识自己?
这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文明要么从此消失在西方文明的垃圾堆里,要么再次在阵痛中崛起!
数千年来建立起来的民族信仰和思想文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斩首,而其文化的根却根深在民族的灵魂中,然而早就糜烂和腐朽。
六十余年的精神主导,在眼花缭乱的物-欲-横-流中坍塌和离析。
这两种思想体系均是国家机器维系统治的宣教手段,因此都不属于人性信仰和思想文化的本质和灵魂。中华民族需要重新确立崭新的思想文化信仰,确立崭新的人类思想道德体系。这就渴望或是需要时代出现伟人或是圣人。
所谓正义和正气,就是在拥有积极向上的信仰和思想道德的前提下所凝结而形成的一种民族特质。此即古人所云之“浩然正气”!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乃至于封建主义,不同的只是统治阶级和权力结构形式,相同的都是要进行经济活动和商业行为。这些不是有无道德信仰的理由,更不是腐化堕落的原因。不同之处在于所倡导和宣扬的人性价值和社会价值观念。
物质财富与精神思想必须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这样才能称之为富庶和幸福。拥有巨大物质财富的统治阶级,往往是精神最为空虚和颓废。
造成这种信仰和道德缺失的根本原因,就是权力。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均明显地存在这样的问题。凡权力所向,无不出现信仰和道德的失落,由此出现腐败的必然现象。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执行,一切都将是空了吹。这也才是犯罪的根源。
我 们实际是真正意义上的世俗主义民族。传统的儒家和佛家、道家思想被整合成一个怪胎,再结合后来西方思想文化,形成现代的所谓“国学”,实际还只是一个混合 体而已,然而这个混合体还未能在融合之前,那些国学大师们已经不再人世。至于后来者,能成为国学大师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因为除了要学贯中西以外,这样的大 师还需要成为哲学家或思想家,这样才能孕育出新的思想文化和哲学体系。
除了非上天能造就这样的圣人之外,我想依靠个人努力,以现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来说,那是痴人说梦。
人 和动物的区别,根本不在于动物的物质本性,而在于人类拥有精神和信仰。信仰根植于人类思想灵魂,成为生命意义的唯一寄托或目标。这种信仰,是超越现实,超 越科学而独立存在于人们灵魂深处的。那是一种从必然到自由的追求和向往之情。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感情,表现为爱,表现为信任。如果我们只是相信自己 而不爱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便不再拥有信仰,那是自私。自私是信仰的天敌。
现在的中国,并非没有信仰自由,而是我们没有找到可以值得信仰的东西。我们所经历的杀戮与被杀戮,欺骗与被欺骗,我们已经迷失了本心。我们不再相信别人,更不相信自己,我们只是在茫然地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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